在我们民族的话题里,“谈情说爱”被传统限定在一个“婚姻”的圈子里，“谈情说爱”是一个婚姻的开始；“谈情说爱”也是婚姻的继续；婚姻的结束也是以“谈情说爱”作为结束形式的。长期以来离开婚姻的“谈情说爱”被视为对婚姻的背叛和对社会伦理的挑战。

成长中不觉已经中年的中天，“四十不惑”成就了中年对生活的更新更深的认识，重新来审视“谈情说爱”，却发现这是一个随着人生、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我们有着不同理解认识的称呼。

我的青春是在那个“一种思想”的环境里度过的。因此，“谈情说爱”就是一种另类的思想，那个“非礼勿视”的年代，“谈情说爱”也被打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。上学的时期，我的那些“急先锋”的同学，经不住“甜蜜”的诱惑。开始“谈情说爱”，可是最后或落的“身败名裂”；或不得不“远走他乡”。谈情说爱直接就是我们心目中“洪水猛兽”。

踏上社会以后，我对此也恐惧了很长的时间，看着身边的同学，在秘密的“谈情说爱”中，由“个体户”变成“合作组”心里还直嘀咕他们这种“危险玩火”的可怕性。社会是进步的，历史也是发展的，由恐怖“谈情说爱”到羡慕“谈情说爱”，也算是历史前进的结果。那一年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和我的太太认识了，一年多的认识到结婚成家时间里，我们的“谈情说爱”只是一种教条的程式：没有甜言蜜语；没有海誓山盟；没有卿卿我我。最后是在喝遍了同学们孩子的生日喜酒以后，举行了婚礼，便开始宣告“谈情说爱”进入了互助合作状态。现在看来，“情”和“爱”是人生的组成体，把“情”和“爱”局限在一个婚姻的圈子里，便是对人性的张扬的遏制。社会开放了，社会的开放首先是人性的开放。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个性张扬的社会。因此，“情”和“爱”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里得到了极至的张扬。

每天的媒体几乎都有“情”和“爱”的牺牲品。他们或为自己的“情”而献身；或为自己的“爱”而殉道。不久前的济南人大主任，便将“情”和“爱”演绎到了极致－－为自己的“情人”送上了一个惊人的大礼。而成克杰作为“情爱”和“政治”相结合，将自己的余生送上了绞刑架。

我们是小人物，似乎这一切离我们还是那么遥远。“情”和“爱”有时候他的简称就是“爱情”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构成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动力之一。但是在“情爱”面前他的规则却是一样的：“情爱”需要的是和谐；情爱面前人人平等。古往今来唐明皇没有因为自己的职务而不去谱写杨玉环的“长恨歌”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千古绝唱也是“情爱”的典范。之所以流传2000多年，考究原因就是他遵守了“情”和“爱”的法则。我们没有理由将“情”和“爱”限定在一个特殊的层面里，司马相如是这样，卓文君是这样；蔡锷和小凤仙也是这样。“情”和“爱”也不排斥在婚姻的层面上；焦仲卿和刘兰芝就是这样。

我们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，最为不幸：出生的时候就挨饿；上学的时候赶上了十年动乱；毕业上了社会又赶上了上山下乡，结婚了成家了又赶上了精简机构和下岗。但是60年代同样也谈情说爱，他们在自己的艰辛中留下一片天地“谈情说爱”，尽管方式方法不在潮流；他们在自己的迷茫中经历了“谈情说爱”尽管没有花前月下；他们也在迎接新的生活，在新的年代里继续着“谈情说爱”，尽管显得笨重和不得体。

我们没有理由拒绝“谈情说爱”，因为那是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；我们没有理由害怕“谈情说爱”，因为人的生命里需要“情爱”；我们的谈情说爱在经历了那重重的困境和不应该之后，我们的“谈情说爱”会更得体、更深沉、更醇香飘万里。因为他拒绝了“下流”而把握住“风流”；因为他珍爱生活而非“游戏”；还因为他懂得人生的规则，而不是“透支”生活